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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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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上的拜物主义在作祟。
正如《申江服务导报》《让爱作主》版所作的采访调查：“大家都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没有基础，特别是男性承受的压力就更大。由于普遍选择事业稳定后再谈婚论嫁，导致了这个人群结婚年龄的推迟。我有很多朋友和对象五年八年地抗战下来，问他们为什么不结婚，都说没房子没钱，结了婚会拖累日后的事业发展。”
据《外滩画报》报道，经济压力无疑已成为这些大龄白领青年的考虑因素。有位杨雄先生在对25年来青年择偶标准变化的跟踪调查中发现，1994年以来，征婚者对于经济收入的价值评价显著提升，在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要素重要性变化中，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呈正增长态势的要素。杨雄认为，经济因素影响择偶标准，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
征婚启事显示为拜物情状。
打开报纸看看中国青年人的征婚启事，上面罗列的尽是夸耀他们的“成就”，其中无外乎标榜他们的官位、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新房子及汽车等等财富状况。
据媒体报道，大学生中流行起傍大款娶富婆：据说如此就可以少奋斗了整整20年，漂亮MM征婚的目标总是瞄准着经济“实力派”、“款爷”云云。中国的婚配自古来就有“郎才女貌”之说，可是到了如今的e时代，置换成了“郎财女貌”。倘若“才”与“财”能密切地同构对应着，倒也罢了，尚可显示传统继承性和社会正义性。问题出在这个社会里，“才”与“财”常会相分离，进一步地显示出社会的异化深入状。（这在后面还将叙述）。
在物质欲望至上情景下，爱和情感生活自然受到挤压，婚恋沦落为商品的买卖形式，在财与貌的商品市场化交易场上，女性的青春美貌理所当然成为婚姻重筹码，她们重视外表的程度远比市场经济发达得多的西方社会的女性来得要高。
据报道，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虽然算是比较高的，而不少上海年轻女性，买衣服、购化妆品或娱乐所需的花费，却并非一般法国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舍得投入。尽管进口的服装、美容品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国外高出两三成，但她们购买时可能连眼睛都会不眨一下。当然，这些女性如此高投入是必有高产出率的。她们能“预算”出，自己越打扮亮丽，钓到“金龟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此的“制作”就象中国当今有很多高档的时尚消费产品流行起过度包装，一样的道理——因为有市场就有商品，况且还大得很。
既然陷于市场化的买卖式寻偶，随处可见的是以财貌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拼比来修秦晋之好，发自真挚的情爱成了稀少的珍品。逢场作戏，杯水主义倒也是蛮不错的感觉。就如某位作家描述的：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受邀相亲，或是自费相亲，很多时候，人们发现浪漫色彩很少；双方来往的意图和目的明确地摊开着，还各自打着一手如意小算盘。男青年想找的只是“性伴侣”、女青年向往获取“生活资助”，美女试图攀搭“洋亲”，年老的想找的就是“看护”——反正各取所用，如此而已。
“毕竟我们还处于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结了婚之后或者为了结婚，许多人不得不陷入物化生活之中，不是“物物”而是“为物所物”。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满足因婚姻而起的物欲和虚荣心，原来曾经有过的或者曾经可能有的非物质的计划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丢弃了。一生奋斗，只为建筑那个物质的家园，婚姻使物质追求成为生活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一切都是为了一家人能够享有房子、车子和更多的票子。”1
在务实的时代风尚里，纯粹的人的情感生活的“爱”反成了“空虚”之物，大众文化流行的荣辱观是对于精英文化“虚荣心”价值的颠覆，所谓“虚荣”指的恰恰是在于对于“实在”之物爱慕之情的反面。
家庭本是一个经济的联合体，物欲确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人们在婚姻寻偶过程中会或多或少被物欲所激发而增强，从而成为物化了的工具并为其所奴役，这恐怕是自古来大多数人难以摆脱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就是物化的放大器，但是对于人之健全心身来权衡，还是有个“量和度”的问题。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年青人来说，婚配绝非是个孤立事件，而是在于浓烈的财富资质的攀比风尚之中展开的，尤其是女性族类，其心思运作更是如此。号称高学历的金白领阶层，所谓的“高”，只是在谋生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称谓，却与高层次价值观的人文素养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由于金白领阶层相对于兰领、灰领来说，其职业前程向上爬升的空间远为广阔得多，因而对于物质财富积累的前景许愿在时间尺度上的延伸也就拉长了许多，这样就为物欲攀比竞赛而让道等待的婚姻大大延期着。
究其根源之一，生存于“红色”的中国，长期来在左倾思潮的去知识化所引导的社会实践中，主张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革命化”的婚姻，以符合“社会生产实践”的要求。去知识化实践的结局是，人人受教化为浅薄的失去感性生命的人生社会化实践观点。一旦历史开始拨乱反正，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择偶标准政治化、家庭关系革命化价值观的反动，浅薄的人们自以为是“看破了红尘”，价值形态的人生意义和理想欲念顿成为空洞的虚无，仅留下了形而下的基本生存欲求。世俗化大大推进了大众文化的流行，而在一个缺乏宗教神圣性的国度里，历史已显现的新景观为：“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识人阶层的自我维系的社会机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和研究机构。‘主义’宗教的政党伦理对大学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减弱，精英伦理在没落，大众知识人的伦理却在通过流俗文化扩张，这亦可视为大众伦理新样式之一。”2由此造就的精神性高贵的弱化、虚无在情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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